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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琦: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深化体制改革

来源:合肥夜场网 时间:2016-04-08 浏览量:
<!- - publish_helper name=´原始正文´ p_id=´1´ t_id=´1´ d_id=´31246287´ f_id=´3´ - -> <p> <strong> 建设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”还缺什么?</strong></p> <p>  “最关键是深化体制改革。这方面不改革,中国无法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。”</p> <p>  撰稿|张昕樾</p> <p> <strong> 我们还缺什么?</strong></p> <p>  《新民周刊》:前段时间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。您觉得距离这一目标,我们的智库还缺什么?</p> <p>  章琦:最关键的是深化体制改革。否则,中国无法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。我们中国首先要完成依法治国进程,科学治理。有宽松的环境,才能让真正的民间智库,独立地发声,独立地建言,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,收取回报。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,发展起来。</p> <p>  第二是资金问题,官方机构与民争利。</p> <p>  中国很多企业都认国外的咨询机构。很多上市公司愿意花上千万请麦肯锡、兰德,就是为了一个品牌,在公告上可以写上战略是请麦肯锡做的。中国的民间智库则接不到活,有活也被官方智库抢走了。我们的权力机构下面养着很多所谓的机构、公司,它们就去揽这样的活。但它们做不到位,不出彩,也不需要出彩。官方智库有国家财政支持,不像民间智库是走市场的,完全要以智慧和能力与市场交换。我们还算好。我和院长艾丰原来都是体制内的,因为有很多积累,渠道通畅,加上我们熟悉政府运作程序,了解决策机构需求,所以才把“凝聚智慧,影响中国”作为我们的理念,不断去求索、创新。所谓新型智库,就是和原来的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都不一样。官方的有些智库应该退出,纳入到市场化来运营。</p> <p>  第三是人才之忧。</p> <p>  西方的智库有政-商-学“旋转门”的说法,不经过官场的历练,没有这个经验,对官方的程序、规则、运作,以及语言都不懂,就无法展开充分的交流。但在我们这里都是关上门的。我原来是政府官员,90年代下海出来的,后来就没人愿意出来了。新毕业的大学生都想考公务员,或者到社科院去吃官饭,有保障。这就是人才不能流动导致的问题。政府有些部门,机构臃肿,人浮于事,造成人才巨大的浪费。应该让高端的人才出来,走向市场。</p> <p>  <strong>最担心的偏差</strong></p> <p>  《新民周刊》:您在策划时最重“势”。您认为中国下一步的大势是什么?</p> <p>  章琦:深化改革开放,这条路是人间正道。如果能够成功,中国是可以实现复兴梦的,屹立于世界之林,但是一定要不出偏差。</p> <p>  《新民周刊》:您最担心的偏差是什么?</p> <p>  章琦:最担心极左复辟、“文革”复辟。对世界好的东西,我们应该是敞开胸怀去学习。在给中央领导的信里,我写了:“‘普世价值观是存在的。’喜欢自由、民主、富裕,这是人类共同的。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也有自由、民主、富强,不要自己否定自己。”</p> <p>  “右”的还翻不了船,“左”的绝对会给中国带来颠覆性的灭顶之灾。我现在给中央建言选择的是既不左,也不右。</p> <p>  眼下反腐是必要的一步,也要讲策略,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大国治理。</p> <p>  我最近思考给中央提议的是,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贪欲是人的本能。据我看,现在的反腐还可以更加彻底,换一批新人,如何确保他们不腐败?根本性的问题是要建立制度,一个好的制度,能让坏人变好人;一个坏的制度,能让好人变坏人。其次是放开媒体监督,让媒体起到应有的作用,当然媒体也要依法治理。第三是让人民来监督,把举报法制化、制度化。先让新的官员不敢腐,有畏惧之心,最后养成习惯,转变到不想腐。第四是给官员高薪和高退休金,让他们活得有尊严。</p> <p> <strong> 出类拔萃才有机会</strong></p> <p>  《新民周刊》:您从事智库业,看来和您从小的理想——追求“著书立说,成名成家”大有关系。这种抱负,和您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有没有关系?</p> <p>  章琦:我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,每天忙得不得了,在工作上拼死拼活,没有精力来管我。但我从小就是很乖的孩子,闷头学习,老师给予了我很多帮助。小学一年级就让我当班干部,还派我到上海市少年宫学习。更重要的是,我喜欢读书。四年级就开始读长篇小说,看得最多的是古典文学。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,位卑不敢忘忧国,让我很钦佩;管仲、张仪、诸葛亮,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《约翰·克里斯托弗》我读了两三遍,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,人家都能够这么奋斗,最后成为大音乐家。我一边吃饭一边看书,睡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看书,上学走路都看书,有一次差点撞到电线杆上。没办法,就是痴迷到这个程度。这些书籍鼓舞了我,让我从小就立下一个志向,人生一次,要把光和热发挥出来。</p> <p>  《新民周刊》:您遭遇过很多磨难,但最后都闯过去了。回顾过去,您最受益的人生信念是什么?</p> <p>  章琦:一个是任别人说三道四,我走自己的路,还有一个是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即使让我章琦扫大街,我也要扫成一个劳模。</p> <p>  当年我已经被保送到了北大中文系,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断送了。后来我去了大兴安岭。上世纪60年代末,去大兴安岭对上海人而言,意味着前路渺茫,有可能一辈子就扎根在荒山野岭。我是豁出去了,但我所看到的场景,火车开的时候,很多人哭昏在地。这让我想到了杜甫的一首诗《兵车行》: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爷娘妻子走相送,尘埃不见咸阳桥。牵衣顿足拦道哭,哭声直上干云霄。</p> <p>  我在最艰苦的筑路队呆了一年。修路完全是体力活,一个连队只有一台压路机,其他全部靠人工。只穿一条裤衩,挑土篮、抡大镐,跟劳改犯一样。我当时被锻炼得能挑200斤的担子。</p> <p>  但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,我很能安慰自己。我得奋斗出去。我是整个连队里第一个离开的。这要归功于我的第三个人生信念: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。</p> <p> 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作家,经常给《解放日报》投稿。你想一个小孩能写什么稿子,但《解放日报》对写稿者非常好,不刊用会回一张明信片。我就跟他们建立了这么一种联系。他老给我寄明信片,我还给他写,最后积攒了有上百张明信片,把那位编辑给感动了,终于给我发了一篇稿,还让我成为了《解放日报》年龄最小的通讯员,当时我才15岁。我凭自己的努力,打开了另外一片天地,专门有作家、记者给我们上课,教怎么写稿、抓新闻。经过专业指导,后来我的稿子就写得很好了。</p> <p>  后来我的这套本事,在大兴安岭就用上了。我参加了《大兴安岭报》办的通讯员学习班,他们一看我的稿子写得最专业,就刊发了。这下大家都知道了,大兴安岭还有这么一个人。主管的宣传干事,将我留了下来,协助他办报。</p> <p>  后来我们农场改为区,要成立区文艺宣传队,又把我调过去当编剧。不到一年,文艺宣传队要解散了,区政治部主任发现我是个人才,安排我到区广播站当编辑。区广播站当时只有两个编辑,我是知青里面唯一的一个,另一个编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。从此我就真正走上了新闻的道路。</p> <p>  我在大杨树广播站发了很多文章,小说、散文、通讯、消息、诗歌,十八般武艺全派上用场,就这样,我在大兴安岭很出名。后来大兴安岭要成立广播电台,就把我调去当记者了。这就应了一句话:机遇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否则整个大兴安岭那么多知青,怎么会选到我?你得出类拔萃,才有机会。</p> <p>  《新民周刊》:对年轻人,您有什么想说的话?</p> <p>  章琦:我们当年当下乡知青的时候,是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的。不知道四人帮能被粉碎,以为自己这辈子已经完了,更根本想不到后面还能回到上海,还能上大学。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还是坚信一条: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拼命地武装自己,相信总有一天能用上。</p> <p>  在我眼里看起来,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条件好得不得了了,很幸福啊,不少人都受过高等教育,跟我们比起来,有择业、搬迁、言论、婚姻、读书、出国的自由。年轻人要珍惜现在的生活,不要一个劲地抱怨现状,要力争通过奋斗去改变自己,贫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。这也是我这一生都持有的信念。首先是自我完善,然后是替天行道。</p> <!- - publish_helper_end - -> <p class="article-editor">编辑:SN123</p>www.ktvjob.cc 合肥夜场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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